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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说丨为反家暴法奔走26年的女人

发表时间: 2019-06-11

  ▲孙晓梅,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妇女儿童问题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致力于推动反家庭暴力立法。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在法院的卷宗里,孙晓梅见过最典型的家庭暴力。一名被丈夫殴打的妻子,头上裂开一条长约5厘米的伤口,法医鉴定的尺子比在旁边测量。“头上打这么大的口子,这得多疼啊。”

  城市里,更多的是冷暴力。丈夫不离婚,不跟妻子说话。“就在旁边气你。你不喜欢闻的味道、不愿意吃的东西,他专门做好在旁边吃,折磨你。”孙晓梅说,这样的事多数发生在知识分子家庭。

  孙晓梅是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的二级教授。同时,她还是中国农工中央委员、妇女委主任,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过去的26年里,她因工作原因接触了各种家暴案例,见证了人们对家暴的态度转变。她忘不了那些血淋淋的伤口、绝望的眼神、愤怒的嘶吼,最终把反对家庭暴力、维护女性权利变成了终身事业。

  2015年12月27日,反家庭暴力法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6年3月1日起实施。这其中,孙晓梅功不可没。

  2017年7月20日,孙晓梅收到了今年的“两会”建议答复。这是她作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的最后一次人大会议。

  今年的议案,反家暴法依然是重点。孙晓梅建议将性暴力、经济控制等定性为家庭暴力,将前配偶、同居关系中的同性恋者列入家庭暴力法的保护范围。她还认为人身保护令的实施并不理想,处罚力度不够;应当为符合条件的受害人寻找临时庇护场所、救助管理机构或者福利机构;家庭暴力告诫书的实施,相对消极

  往年,一般只有一个部门做出答复,写上一两个自然段。今年,全国妇联牵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和国家卫计委仔细答复了她建议中的每一条,一共6页纸。

  “我把建议递上去,(他们希望我)就针对一个部门,要么不好答复。”但孙晓梅不管。她坚持要求所有部门做出答复,因为反家暴法的问题不是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

  为着这份执著,许多人称孙晓梅为“硬茬”代表。但“硬茬”的她,说起话来并不强势。她总是笑眯眯地将自己的建议娓娓道来,从不与政府部门冲突、争执。她用调研结果说线月反家暴法实施起,她先后到四川、江苏、内蒙、云南等地实地调查。在南京,一个离婚的女人受困于前夫的虚假债务,连身份证都被列入黑名单,只能坐长途大巴从无锡赶来见她。在雅安,一个被丈夫殴打的妻子走投无路,到派出所报警、到妇联求助后才发现,自己没有留下任何被打的证据。

  在今年的答复中,许多问题得到回应。比如,最高法加紧起草有关人身保护令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意见;公安部正在研究制定《公安机关治安民警现场执法操作指引》,并对治安民警处置家暴案件程序作出具体规范;民政部将继续向因家庭暴力而受害的妇女儿童提供有效帮助

  但同居同性恋者间的暴力问题,仍然停滞不前。在孙晓梅眼中,或许时间能够带来改变。

  “我发现,在新的一代年轻人中不能接受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的,通常年龄在40岁左右。”2017年“两会”期间,孙晓梅接受央视国际台采访时说道。她曾在同性恋者亲友会的活动上告诉他们的家长,再过10年,当年轻一代成为中坚力量后,同性恋者说不定可以结婚。“几百位同志家长唰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他们希望能看到这一天。”

  1958年,孙晓梅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新华社记者,常年在外。从小被亲友家“代管”的经历,让她比同龄人更加成熟、温和。

  1978年,孙晓梅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党史专业,成为高考恢复后人大的第一届学生。

  在老师的带领下,孙晓梅开始研究妇女运动史。她经常到北平图书馆旧址(现国家图书馆分馆的文津楼)寻找书籍文献。专著找完了,就把胡适文丛中所有与“妇女”相关的内容找出来,厚厚的一摞,逐页翻阅。

  1980年,孙晓梅和同学们到白洋淀调研计划生育,后来又到井冈山调查1949年之前的妇女斗争。她至今记得在井冈山的一家养老院中遇到的老人谢梅香。

  谢的丈夫袁文才,曾是红军高级指挥员。1930年,年仅32岁的袁文才受人诬陷被杀。与其他革命先烈家属的境遇相反,谢梅香没能享受应有的待遇,80多岁,仍在养老院中过着清苦的生活。

  “我还记得,她手冰凉凉的。”孙晓梅说,她突然意识到妇女遭受的不公、妇女的命运并不全然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使在革命中也是如此。

  1990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在21个省份开展“中国妇女地位的调查”。当时,人们还不懂什么叫做“家庭暴力”,调查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妻子挨打”。据统计,那次的受访者中,0.9%的女性经常挨丈夫打,8.2%的女性有时挨打,20.1%的女性偶尔挨打。农村丈夫打妻子的比例比城市更多。

  也是从那一年起,孙晓梅开始关注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彼时,她已在中华女子学院执教,开创了女性学科,并负责组织“中国反对对妇女的暴力问题研究”项目。

  1993年,当时的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现红枫热线)做了一项调查,对北京市30个城市户口、30个农业户口的婚姻暴力受害者进行个案访谈。孙晓梅接下了后者。

  调研时,孙晓梅问,你家有家庭暴力吗?受害人不懂。“那你丈夫打你吗?打你多少次?打伤了没有?”受害人这才知道怎么回答。

  孙晓梅记得这样一个案例。由于一点小事,一名妻子被丈夫按在床上打。丈夫骑坐在她身上,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还没打完,妻子就失去了知觉,说不出话了。最终,妻子被打得瘫痪在床,足足躺了一个星期。

  “像这样的家庭暴力,每个接受调查的女性都能讲出许多,但是她们已经记不清自己受过多少次打。”孙晓梅告诉新京报记者,有一名女性,自1986年以来被丈夫殴打50余次,而且越打越频繁、越打越严重。

  更可怕的是,没人意识到这是错的。丈夫觉得正常,妻子也觉得正常。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妻子,依旧会与丈夫和好。孙晓梅说,“她们认为打一辈子是应该的。”

  ▲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照。该剧让“家庭暴力”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图片来自网络

  在农村,大家不认为汉子打媳妇是个事。被打的农妇不仅不愿意讲述自己的经历,还用奇特的眼光看着她。

  为此,她经常带着北京的儿科、妇科大夫一起去农村。听说北京的大夫来了,老乡们抱着孩子呼啦一下子围上来,人山人海。“他们一边看病,我就一边调研。”孙晓梅说,这样做出来的调查,信息量特别大。

  不带团队的时候,孙晓梅一个人也会到处跑。2016年到攀枝花开会前,她一个人先飞到西昌,想去大凉山里了解当地妇女的情况。下了飞机,她花几百块打了一辆黑车,让司机带她到山里去看快要塌掉的老房子。就这样,她找到了最闭塞、最贫困的人口,拿到了一手资料。

  经费是研究的一大问题。据《中国妇女报》报道,1997年,孙晓梅在北京进行反对对妇女施暴的调查,800份问卷调查到户。她想所有能申请项目的机构提交了研究计划,还是没能找到钱。最后,加入调查的工作人员都是中华女子学院各系的老师。虽然社会上没人关心被家暴的女性,但调研培养了一批反家暴研究学者。

  孙晓梅毫不否认,近20年的时间里,妇女运动、妇女权利、家庭暴力一直是个“冷板凳”。她的研究成果不但没有引来媒体的关注,也没有受到官方的重视。

  1994年,她花了半年时间,将北京郊区30名农妇的家暴材料整理出来,写出手稿30万字。没想到,交上去的手稿被人弄丢了,研究不得不就此搁浅。

  21世纪初,她把自己的调研报告集结出版。但由于校对阶段她不在国内,出版社把书里的数据全都搞错了。“结果书出来全当废纸卖了。但是最近我的学生查出来,有书店里还在卖这本书。”孙晓梅说,她当时就应该把书全都烧了,“里头的数据都不对!”

  即便到了最近几年,反家暴法箭在弦上,关注这个话题的人仍然不多。接受采访时,孙晓梅顺手抽出一本《妇女儿童议案、建议和提案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一个女性学者的参政议政研究记录》。书中收录了她的论文,以及女性议题调研报告。写书的时候她就知道,除了领域内的研究者,没人买。

  “每次下到基层,妇联的人就跟我讲,很多案例。这个打死了,那个打骨折了。”孙晓梅说,她总是能看到受害人眼中的无助与无奈。

  她还记得在温州市中级法院旁听的一个案件。一名妻子因为无法忍受丈夫的长期殴打、出轨,以暴制暴,用刀捅死了丈夫。法庭上,这名妻子失声痛哭,拒绝向死者家属道歉,更是拒绝赔偿。她不停地喊:他(丈夫)罪有应得,该死!

  这名妻子被判了8年。孙晓梅一直想:这个女孩究竟经受了什么样的暴力、虐待,才能有如此之恨?

  2002年,国务院在《中国妇女的状况白皮书》(下称《白皮书》)中提到,全国2.67亿个家庭离婚率1.54%,其中1/4起因于家庭暴力。

  但彼时,人们对家暴的认识尚停留在浅层次阶段。通过1998年至2000年的4000份问卷调查,孙晓梅认为,只有武力造成的肉体伤害才被算作暴力,对于深层次的精神、心理间接暴力问题,人们普遍认识不够。

  《白皮书》发布的前一年,孙晓梅以农工中央妇委会主任的身份,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交了“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这是中国第一份与反家暴有关的提案。

  也是在那一年,1981年婚姻法得到修改。其中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在孙晓梅看来,在婚姻法中加入家暴的内容远远不够。要想让妇女在婚姻家庭中不受伤害,反家庭暴力法势在必行。

  2008年,孙晓梅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从那时起,孙晓梅先后9次向全国人大提交反家暴立法议案和建议,连续三年催促立法进度。其间,全国人大曾表示不对反家暴单独立法,将通过修改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对相关内容进行规定。对于这个答复,孙晓梅明确表态:不满意。

  就在那几年,孙晓梅查出了乳腺癌。2010年,她经历了6次化疗,一次手术,33次放疗。因为化疗剂量太大,头发掉光,全身浮肿,一开始路都走不了。

  即便如此,她的工作依然没有停止。病床上的几个月,只要能坐起来,她都坚持看书、写文章。护士查房、量体温时常说“呦,还看着呢”。开码结果,孙晓梅对此不以为然。不看书我干什么?难道两眼瞪着天花板?

  2011年“两会”期间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有一张孙晓梅的照片。她戴着假发,一只胳膊抬不起来,右手手腕上挂着磁疗环。

  2015年12月,孙晓梅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光,身体开始恢复。反家暴法也进入二审,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就在此时,孙晓梅犹豫了。“当时很多代表、委员都认为这个法已经很成熟了,要求通过,就我一个人喊了一嗓子,要求三审。很多该有的内容,二审稿里没有。”

  此前,通过孙晓梅等人的努力,二审稿中已增加了“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的内容。这意味着同居暴力终于入法,早已被民间接受的未婚同居行为,在法律上获得了某种形式的认可。

  但还有很多问题没能解决。比如,未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明确定义,基层法院、公安、民政等职能部门权责不清。她认为,基层法院应该统一对家暴行为认定标准,对家庭暴力具体行为进行列举。直到现在,这些都是孙晓梅心里的疙瘩。

  有代表劝她,先让法律通过,当作一个宣示,之后再慢慢写细则,“别太认真了”。孙晓梅不高兴了:“我怎能不认真?这部法律的诞生,就像自己重新怀了个孩子。”

  2013年“两会”,她给人社部写了一份《“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男女同龄退休的建议”没有很好落实的批评建议》(下称《建议》)。她笑称,自己大概是唯一一位给人社部写过批评建议的人大代表。

  据孙晓梅统计,2008年至2012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的相关建议共计59件。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与妇女相关建议中,此类建议的数量几乎最多。但是30年来“男女同龄退休”的政策始终没有得到落实。

  孙晓梅在《建议》中写到: “针对代表提出的男女同龄退休多项建议,答复年年雷同,每年没有新的进展从未见到制定政策的职能部门有关男女同龄退休的研究报告,管家婆彩图,也从未组织召开各方组织和专业人士的专题研讨会希望制定政策的有关部门改变工作作风。”

  尖锐的批评,引来了关注。三个月后,人社部福利司、退休处的工作人员邀请孙晓梅面谈,深入交流“男女同龄退休”政策应如何制定。孙晓梅认为对于女性高级知识分子,例如博士,进入社会比普通女性晚。55岁退休时身体硬朗,工龄却比普通女性少,造成了人才浪费。

  她还提出弹性退休、分群体实施的政策。原本持反对态度的女性工人,也对此表示了支持。

  此外,孙晓梅还曾大力呼吁废除嫖宿幼女罪,提出代孕合法化,为农村妇女争取两癌筛查。她几乎没有时间去想工作、研究之外的事。因为妇联里,能进到全国人大的一共也没几个。